蒂特姆斯简介（蒂特姆斯年龄）

中国社会政策类型

【内容提要】社会政策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但又缺乏公认定义的概念。本文主要从“经”和“纬”两条线来分别梳理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及主要争议。从经向看，社会政策概念经历了缘起、社会行政和社会政策三个阶段；从纬向看，社会政策的概念可分别从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来探讨。作为社会行动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如何提升社会福祉，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关系；作为学科的社会政策着眼于探讨社会政策的学科特性及其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后，本文对我国的社会政策定义进行了简要述评。

【关 键 词】社会政策概念/发展脉络/作为社会行动/作为学术研究

近年来，随着民生问题逐渐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关社会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如火如荼，蓬勃开展，社会政策这个术语更是常常见诸报端。然而综观文献，我们会发现，社会政策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但又缺乏公认定义的概念，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范畴及其制定和实施过程总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许多研究或学习相关科学的学者、学生也许可以列举哪些政策属于社会政策，或辨别某项具体的政策是否属于社会政策，但是如果要回答社会政策是什么，许多人却可能会面露难色。

本文旨在对社会政策的概念进行深入辨析，以加深对社会政策内涵的理解。作者将从“经”和“纬”两条线来分别梳理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和主要争议。在经向上，作者描述了社会政策概念及其内涵的演进过程；在纬向上，作者分别从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来剖析社会政策概念的涵义，以期厘清主要的学术争议。

一、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脉络

社会政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逻辑的产物（Alcock, 1999）。今天许多术语和理念都是对过去的响应或发展，回顾和剖析这种演进过程是我们理解并弄清这些术语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社会政策的缘起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社会政策概念的人是19世纪德国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ur Sozialpolitik）的骨干成员之一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他在189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的，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曾繁正，1998: 165）。当时德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导致劳资矛盾十分尖锐，瓦格纳及其历史学派的同仁认为这些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社会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由竞争带来的，因此他们建议，国家应该加强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过程的干预，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分配不均问题。

显然，瓦格纳笔下的社会政策概念充满了政治经济学的色彩，这和他作为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角色一脉相承。他把社会政策看作与财政政策、租税政策平行的公共政策。与今天的社会政策概念相比，他的概念更多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公民福利的提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学派对社会政策发展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提出社会政策概念，而在于他们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张成为19世纪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思想基础，从而促进了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策的发展。

（二）社会行政阶段

总的来说，该阶段社会政策的发展深受费边福利国家主义（Fabian welfare statism）的影响。费边主义者认为，国家和政府是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需求，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为市民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满足的援助和保护。这种思想成为战后20年福利国家形成的理论基础，也是该阶段有关社会政策学术研究和政治争论的主题。福利国家蓝图的设计师、被人誉为“福利国家之父”的贝弗里奇就深受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社会政策的教学主要集中于如何管理福利，其目的是为了配合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需要，把他们训练为福利服务的提供者。同样，社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需求的度量上，特别是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度量，以便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供证明（Alcock et al., 2003: 5）。所以，该阶段社会政策研究和教育的重点都是社会行政，有关社会政策的课程被称为“社会行政”，而且社会行政和社会政策这两个术语常常被互换使用，特别是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蒂特姆斯（R. M. Titmuss）。

我们先来看两位英国社会政策鼻祖——马歇尔和蒂特姆斯——是如何来定义社会政策的。马歇尔在其《社会政策》一书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Marshall, 1965: 7）。显然，在他看来，社会政策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广义的社会服务，这种定义方式完全契合社会行政的内涵。

蒂特姆斯对这种只把社会服务作为社会政策研究对象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所有为了满足某些个人需求和／或为了服务广泛社会利益的集体干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社会福利、财政福利（fiscal welfare）和职业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Titmuss, 1964: 42）。这里的社会福利就是指社会服务，或那些“直接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健康照料）和直接现金给付（如退休金和救助金）”。财政福利指具有明确社会目标的特别减税和退税措施，如在许多发达国家，凡市民参加慈善捐款、社会保险或抚养子女等都能获得所得税减免，从而增加净可支配收入。蒂特姆斯把它看成是一种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职业福利，也称为附带福利（fringe benefit），指与就业或缴费记录有关的由企业提供的各种内部福利，可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常常由政府依法强制实施，如企业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和住房补助、有薪假期等等。蒂特姆斯认为，社会福利只是社会政策的“冰山一角”或露出水面的部分，而财政福利和职业福利则是“社会政策冰山的水下部分”，在社会政策中占主体地位（Titmuss, 1968: 192－193），这是他竭力反对马歇尔之观点的理由。

虽然许多人曾怀疑从如此宽泛的角度来定义福利是否恰当，但如今政策研究者、政策分析家以及决策者自身都认识到，每类政策都对市民福利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大量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财政福利和职业福利的增长至少和传统的社会开支的增长一样快（Gilbert Terrell, 2003: 66－67）。蒂特姆斯之社会政策理论的贡献在于把社会行政转变为对社会政策的分析研究，并着力探索和解释国家权力是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各种类型的财政、福利和环境资源的社会分配的。

相对来说，美国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定义似乎更为宽泛。他们把社会政策看成是“社会的”政策，而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政策。吉尔认为，社会政策体系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它的发展动力来自人类基本的感觉性需求。社会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过程及相关作用进行运作，并形成一些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结果变量（Gil, 1992: 24－25）。显然，与他人的定义不同，吉尔认为，社会政策不是单一的（social policy），而是组合的（social polices），即社会政策体系，尽管这些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十分紧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综合评述，吉尔看到了学者们在界定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他试图跳出这种定义上的困境，高屋建瓴地从中抽象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政策体系模型。吉尔提出，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虽然政策在形式、目标和范畴上存在差异，但所有社会政策皆要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同一领域，通过同一社会存在（societal existence）过程来运作”（Gil, 1992: 20）。也就是说，经济、就业、健康、教育和经济保障、住房、交通和税收等各种形形色色的政策会对共同的基本领域产生影响，并涉及相同的过程。社会政策体系模型应该辨析所有社会政策的关键变量，帮助分析具体的社会政策、政策体系及其后果，并帮助制定其他政策和政策体系。

吉尔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社会政策学界以及社工界的认可，如美国《社会工作词典》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活动和原则，它们指导社会如何干预和协调其中个人、团体、社区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和活动是该社会之价值观和习惯作用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人民的福祉水平。所以，社会政策既包括由政府、志愿组织和一般大众所提供的教育、健康照料、犯罪和矫治、经济保障以及社会福利领域的计划和项目，也包括那些给人带来社会报酬和社会约束① 的社会观点”（Barker, 1999: 335）。

另外一位美国社会政策教授艾特迪斯（D. S. Iatridis）对社会政策的定义与吉尔的异曲同工。他在《社会政策：社会发展和人类服务的制度背景》一书中指出：“社会政策作为一个领域，是与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福祉相联系的。虽然社会政策着眼于宏观层次，但是许多社会政策是从与社会科学相关联的个人、群体、社区的行为中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强调在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之间以及整个人口和个人之间进行合作和分担责任的领域。社会政策是改变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象，改进全体人民、社会阶级和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共同的工具”。所以，他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向全体人民提供公民权利的媒介物”（Iatridis, 1994: 11）。

显然，美国学者笔下的社会政策俨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百宝锦囊”，只要是涉及人的基本需求的制度，都可能成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政策不仅限于福利国家和社会服务。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美国的社会工作课程设置中有关社会服务政策方面课程的名称和欧洲略有不同，在美国通常称之为“社会福利政策”（social welfare policy），而在欧洲则称之为“社会政策”。

（三）社会政策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福利受到诸多新思潮的挑战。尽管各种思潮的意识形态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在试图回答共同的核心议题，即国家是否要推行福利以及国家为什么要推行福利。显然，这不止是社会行政问题，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前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行政主题，即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如何运作的分析外，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被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Alcock et al., 2003: 7），还要界定政府干预的界限和范围以及公共行动与市场机制的界限，换言之就是，政府、家庭、市场和志愿组织（公民社会）等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这就是社会政策的最基本问题。与此相适应，社会政策开始吸纳经济学、政治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并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社会科学（唐钧，2004）。因此，在1987年的年会上，英国社会行政学会同意将其名称更改为社会政策学会。同时，相关系科的学科名称也从社会行政转为社会政策。这是社会政策学科突破原来的费边主义限制的重要标志。

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究竟应该如何平衡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而且没有定论的课题。众所周知，社会政策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但社会政策对社会分配的干预达到何种程度方为合适？对此学界很难找到一致的观点，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社会政策之再分配结果的理解发生了很多变化（王卓祺、雅伦·获加，1998）。

在传统的社会行政中，社会政策主要涉及资源分配问题，即如何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来有效解决市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需求。因此，社会政策关注提供服务或收入保障，这是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及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政策被理解为决定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地位及权力的再分配机制。提出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以资源分配为导向的政府干预可以解决贫穷问题，但不一定达致社会平等。根据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现代公民身份是一个从民事权利逐渐拓展到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演进过程（Marshall, 1964）。而现代社会权利，除了保障基本福利需求外，还包括更为重要的社会参与权。如果社会政策所分配的社会资源只是集中于社会消费层次，它针对的分配结果可能只是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包括社会参与的实现。也就是说，面向贫困的物质救济可能只是满足社会福利或社会资源部分，但不能解决贫困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即他们长期与社会脱节，不能履行其公民义务的问题。因此，政府要拓宽干预范围和加强干预力度（包括干预市场及社会），促进公民在资源、地位及权力分配上的平等。这种政策目标的动力是追求各种社会平等（性别、种族、年龄、能力、阶级及教育等）的理想和意识形态。

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审视跳出原有的社会层面，开始着眼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王卓祺、雅伦·获加，1998）。在传统意义上，社会政策被用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民生问题，因而被看成是为经济发展“收拾残局”的工具，即经济政策的附属品。由于其再分配功能是将资源从生产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因而会减少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那些经济不景气的高福利国家常常受到这样的责难：社会开支膨胀拖垮经济。所以，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往往被认为是水火难容的关系。而90年代以后，很多国际组织、政府及社会政策研究者对以往所认为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只产生消极作用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如同教育、卫生事业一样，社会政策具有帮助人们实现潜能的作用，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而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对劳动力的投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不再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例如，社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密切配合，可以共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而相应的，经济的增长也应该考虑到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梁祖彬，2004）。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阶段的社会政策概念呈现以下特征：首先，社会政策跳出国家福利模式，不仅着眼于公共服务，而且着眼于政府和其他福利提供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着眼于政府作为补贴者以及其他机构之行动的管制者的作用。其次，社会政策跳出提供者视角，不仅着眼于谁提供福利服务的问题，而且着眼于考察谁使用这些福利、谁从中获益以及这些福利的资格如何确定等问题。第三，社会政策跳出通过再分配的福利提供方式，不仅着眼于福利服务的消费，而且着眼于政策干预如何影响一个社会的投资和生产以及财富和权力的首次分配。这些改变将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和其他同类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之间的重叠和协作。而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灵活性构成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核心特征以及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和优势。

太厉害了！张雨菲一小时内连夺两金，破完奥运纪录，又破世界纪录

尽管被外界视为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领军人物，但是张雨菲并没有过去孙杨那种绝对的霸气，在蝶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强手如林。100米蝶泳冲金失利后，女子200米蝶泳成为了中国游泳队为数不多的金牌点，结果今天上午张雨菲做到了，她以2分03秒86打破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泳军本届奥运首金！令人惊喜的是，一个小时后张雨菲又出现在了女子4x200米接力的决赛中，她和另外三个队友默契配合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为中国游泳队再添1金！

女子200米蝶泳预赛和半决赛中，张雨菲一如既往地强势拿下两枪比赛的第1名，决赛毫无疑问地被分在了第4道出场。张雨菲两个最强的对手美国名将弗雷金格尔和匈牙利的卡帕斯位居张雨菲的两侧，卡帕斯还是2019年女子200米蝶泳的冠军得主。

不过比赛出发后，张雨菲率先冲在了最前面，前50米领先对手的优势多达1秒2，这也的优势也在不断拉大，100米过后已经领先第2位的弗雷金格尔1秒3左右的优势，最后100米的游程张雨菲尽管有些降速，但是其他对手也在后程中出现体力极限的考验，大家在咬牙坚持往前冲击的过程中，张雨菲第1个触壁，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奥运纪录。中国的另外一位小将俞李妍获得了第6名。

仅仅过了1个小时，张雨菲就开启了连续作战的模式，她与队友杨浚瑄、汤慕涵、李冰洁联手出战女子4x200米接力的决赛，预赛排名第3的中国队整体实力不及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手都有蒂特姆斯、莱德基这样的奥运冠军压阵，虽然张雨菲刚刚夺得冠军，但是200米自由泳不是她的主项，且刚刚游完200蝶，体力消耗很大。

接力决赛开始后，中国队第一棒杨浚瑄前程游得非常快，她昨天刚获得了200米自由泳的第4名，第一棒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旁边泳道则是澳大利亚的奥运冠军蒂特姆斯，不过杨浚瑄不畏强手，第一棒就取得了领先。第二棒汤慕涵是主攻400米自由泳的选手，她为中国队保持住了第1名的优势。第三棒张雨菲一度在游程中被澳大利亚人超越，但是最后的冲击阶段又超了回来。最后一棒李冰洁面临着美国名将莱德基的巨大冲击，还是顶住了压力，中国队也7分40秒33打破世界纪录夺冠。

一个小时内连夺两冠，张雨菲成为了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真正的领军人物，也是最亮眼的明星，当然接力项目也并非她一个人完成，而是队友的团结协作，中国女子中长距离项目在世界上还具备了群体优势，尽管没有夺金式的人物莱德基、蒂特姆斯那么强劲，但是李冰洁、汤慕涵、杨浚瑄、王简嘉禾几位小姑娘还是具备了夺牌的实力。希望接下来中国游泳队见金后，可以放下包袱，在剩余的项目中继续有所斩获。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有哪些主要流派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福利观。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潮流，二战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英国首先建成了福利国家，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此时引人注目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和“中间道路”学派两支社会保障理论流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滞胀，英、美等国的“右翼”政府相继上台，社会保障改革成为这些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深刻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又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学派。新老自由主义学派、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以及“中间道路”学派可以说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中三大最为活跃的流派，本文试对其作简要评述。

(一)民主社会主义学派

1.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学派是在“讲坛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社会保障流派。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和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举措，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鼓吹劳资合作和推行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以韦伯夫妇为代表，强调对残、疾、老、幼、失业者实行社会服务。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庇古特别强调两个观点：其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福利也越大，其二是收入越平均，福利也越多。凯恩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并提出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限制工时、改革教育等措施来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

第三阶段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工党提出的“公平分配收入”、“混合经济”等理论主张。克罗斯兰提出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即“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平等信念”为多数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所接受。

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代表之一蒂特姆斯，他直接抨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削，主张以更为普遍的财政福利和以工业成就为基础的制度性资源再分配，来实现分配的正义以及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认为“普遍主义”可促进社会整合，可回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平等的社会后果，主张使资本主义制度朝混合的经济、福利的多元主义、公民权利和义务并重的模式发展。

2.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在经济上，主张采取混合经济与国家干预并行的模式，主张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推进福利国家政策，提倡劳资合作，强调通过高额累进税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使无法从市场中满足需要的个人和家庭得到支持。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国家对公民的福祉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政府的角色是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公平。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但市场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因而必须加以限制并进行规范。

在社会理想上，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拒绝暴力革命，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剥削和无政府状态，因而社会主义必须由政府掌握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的主动权[1]。

在社会福利方面，认为社会福利是以国家经济繁荣为目的的投资，可以充当刺激消费和生产的手段，因而主张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同时，在对待私人服务方面，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也并不是一味地否定，而认为在某些领域(诸如教育、卫生领域等)可以发挥私人服务的作用，但是，在个人的社会保障领域则不宜提倡，因为私人服务的繁荣有可能导致政府忽视国家福利的提供。

在价值取向上，民主社会主义学派推崇自由、平等和博爱。认为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之目标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应得到贯彻落实；国家作为制定政策的主体应确保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得到满足，应实行全面主义和平均主义，尽量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同时在社会成员中培养互助、自助的氛围。

3.对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评价。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许多观点和主张，是西欧、北欧福利国家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当时的影响力相当大，由于其推动，社会保障在20世纪50～60年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缩小。

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对于二战后西欧国家进行的社会改革，对于战后这些国家社会福利基本结构的确定，也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学派提出的收入均等化、福利社会化、就业充分化、国有化等主张，在福利国家广泛推行高标准、广范围、多项目的普遍福利政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从而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的检视。

(二)自由主义学派

1.自由主义学派的产生与发展。自由主义实际上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以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和80年代里根政府为其行为的代言人，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实施方案上，都强调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导，放弃国家干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观和穆勒等人的政治理论的一种综合。

2.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制度。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实行计划经济更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2]。

主张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包括使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免受侵犯。

全面否定福利国家的普遍福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逐渐失效，人们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尤其是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众矢之的。由于自由主义崇尚个人、理性和自由市场的至高无上，因此，在自由主义学派看来，二战后始于英国建成的“福利国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在经济上，基于高税率的税收政策降低了人们的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的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国有化使服务垄断，缺乏竞争；全面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能力，增加了个人的依赖性。而在政治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更是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因而应用“最小的政府”来界定“自由的范畴”。如哈耶克特别强调，福利国家完全忽视了自由社会是市场经济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福利国家是一种人为设计而不是单纯的人类行为，由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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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违背了人类行为的自然倾向。弗里德曼认为，个人的福利应通过市场购买来实现，个人的生活满足感或幸福也只有从市场的交换中才能得以改善，国家福利应是一种以非再分配形式体现的“公共利益”[3]。

3.对自由主义学派的评价。自由主义学派其思想多年来在英美等国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和这些国家政治上保守势力的盛行有关，而另一方面是和经济的萎靡不振使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支出大打折扣有关，也即是说这种流派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责任、理性及市场调节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并且，其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剖析和批判也是切中要害的。

但是，自由主义学派对福利国家模式的全盘否定过于极端，因为福利国家模式毕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且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仍在沿用着这种模式。

请列出第14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的赛程

1、12月11日

男子200米混合泳比赛，卫冕冠军汪顺以1分51秒01的成绩摘得金牌，美国选手和日本选手分获二、三名。

男子200米蝶泳比赛中，日本选手濑户大也以1分48秒24的成绩夺冠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李朱濠以1分50秒39的成绩摘得铜牌，南非选手乐克洛斯获得银牌。

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美国队以3分03秒03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中国队排名第七。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美国队夺得冠军，中国队获得铜牌。

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中，立陶宛选手拉普赛斯以3分34秒01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南非名将霍斯祖摘得女子400米混合泳金牌。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澳大利亚选手蒂特姆斯摘得金牌，小将王简嘉禾获得第5名。

2、12月12日

12月12日电，杭州短池世锦赛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美国队在接力比赛中两破世界纪录。中国队在第二比赛日摘得2银并创造两项亚洲纪录。

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在50米处落后美国名将墨菲0.03秒，最终还是以微弱差距摘银，墨菲以49秒23的成绩摘得金牌。

女子4×50米混合泳接力，由傅园慧、索冉、王一淳和吴越组成的中国队游出了1分44秒31破亚洲纪录的成绩获得银牌，美国队以1分42秒38的成绩摘得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荷兰队排名第三。

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美国队以1分27秒89的成绩夺冠并再破世界纪录，荷兰队和俄罗斯队分获二、三名。

男子100蛙泳决赛，南非蛙王范德伯格以56秒01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王立卓排名第六。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美国选手皮尔诺尼以1分41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季新杰排名第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匈牙利名将霍斯祖逆转摘得金牌，张雨霏排名第七。女子50米蛙泳决赛，牙买加老将阿特金森夺得冠军。女子100米仰泳决赛，美国选手夺斯莫丽嘉得金牌，霍斯祖获得银牌。

3、12月13日

2018年12月13日，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简嘉禾以8分04秒35获冠军，李冰洁以8分09秒81获得第四。意大利选手夸达雷拉以8分08秒03获得亚军，美国选手莱亚史密斯以8分08秒75获得第三。 [10]  12月13日晚，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辽宁鞍山的16岁小将王简嘉禾以8分04秒35的优异成绩夺冠。

覃海洋摘银牌

12月13日晚，在杭州进行的2018年国际泳联短池世界锦标赛，中国选手拿下一金一银一铜。

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俄罗斯选手普利格达以2分0秒16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德国选手科赫保持的世界纪录，覃海洋以2分01秒15获得亚军，打破他在预赛里创造的2分01秒64的亚洲纪录，科赫以2分01秒42获得第三。

男子100米蝶泳决赛，南非选手勒克洛斯以48秒50获得冠军，德雷塞尔以48秒71获得亚军，李朱濠以49秒25获得第三，再次打破他在半决赛里创造的49秒36的亚洲纪录。

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最终克罗莫维德尤尤以51秒14获得冠军，打破赫姆斯科克保持的51秒37的赛会纪录，赫姆斯科克以51秒60获得亚军，科莫福德以51秒63获得第三，创造北美洲纪录，朱梦惠以52秒40获得第六。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美国选手布拉顿以2分0秒71获得冠军，贝克以2分0秒79获得亚军，西波姆以2分01秒37获得第三，霍斯祖获得第四。

男女混合4乘50混接力决赛，美国队以1分36秒40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世界纪录。荷兰队以1分37秒05获得亚军，俄罗斯队以1分37秒33获得第三。日本队1分37秒67获得第四，创造亚洲纪录。

4、12月14日

12月14日，2018年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在杭州结束第四日争夺，中国队获得1银2铜，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孙杨率领中国队摘得铜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400米自由泳，王简嘉禾和李冰洁分获二、三名；女子50米蝶泳，13岁的王一淳获得第六名，男子100米混合泳，汪顺获得第七。

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季新杰、徐嘉余、孙杨、汪顺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47秒53获得第三，巴西队6分46秒81获得冠军，俄罗斯队6分46秒84获得亚军。前三名都超过了俄罗斯队原世界纪录6分49秒04。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2000年出生的澳大利亚小将蒂特穆斯以3分53秒92获得冠军，该成绩也打破了王简嘉禾保持的世界纪录。王简嘉禾以3分54秒56夺得亚军，李冰洁以3分57秒99获得第三名。

男子4X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美国队以1分21秒80的成绩夺得冠军，该成绩也打破了俄罗斯队保持的1分22秒60的世界纪录。俄罗斯队以1分22秒22获得亚军，意大利队以1分22秒90获得第三。

女子50米蝶泳决赛，荷兰名将科洛莫维德尤尤最终以24秒47夺得冠军，该成绩也打破了瑞典名将舍斯特伦24秒58的赛会纪录。澳大利亚选手巴拉特以24秒80获得亚军，美国名将达哈利亚以24秒97获得季军。

男子100米混合泳决赛，俄罗斯00后新星克莱斯尼科夫最终以50秒63夺得冠军，该成绩同时打破了赛会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意大利选手奥尔西以51秒03获得亚军，日本选手藤森太将（HiromasaFujimori）以51秒53获得季军。

女子100米混合泳决赛，匈牙利名将霍斯祖以57秒26获得冠军，2000年出生的日本选手今井月(RUNAIMAI)以57秒85获得亚军，牙买加老将阿特金森以58秒11获得季军。男子50米自由泳，俄罗斯名将莫洛佐夫以20秒33获得冠军，美国新秀德雷塞尔以20秒54获得亚军，南非选手坦迪以20秒94获得第三名。

男子50米仰泳决赛，俄罗斯选手里洛夫以22秒58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墨菲22秒63获得亚军，爱尔兰选手瑞恩以22秒76获得季军。

5、12月15日

12月15日，2018年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在杭州结束第五日争夺。中国队再添一金，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王简嘉禾率领中国队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50米仰泳，傅园慧以0.02秒之差获得第四名。

女子50米仰泳，美国选手斯莫里加以25秒88获得冠军，奥地利选手皮尔哈特奇以25秒99获得亚军，澳大利亚选手巴拉特以26秒04秒获得季军。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国队四位小花王简嘉禾、李冰洁、杨浚瑄、张雨涵以7分34秒08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亚洲纪录，美国队以7分35秒30获得亚军，澳大利亚队以7分36秒40获得第三名。

女子2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匈牙利名将霍斯祖以2分03秒25获得冠军，美国选手马佳丽斯以2分04秒62获得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贝克以2分05秒54获得季军。中国选手叶诗文以2分05秒79获得第四。

男子400米混合泳，日本名将濑户大也以3分56秒43获得冠军。男子50米蝶泳决赛，38岁的巴西老将桑托斯以21秒81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赛会纪录，南非名将勒克洛斯以21秒97获得亚军。女子100米蛙泳，牙买加老将阿特金森以1分03秒51获得冠军，美国选手梅丽和澳大利亚选手汉森分获二、三名，史婧琳以1分05秒10获得第六。

男子4X50米混合泳接力，俄罗斯队以1分30秒54夺得冠军，墨菲、德雷塞尔领衔的美国队以1分30秒30获得亚军，巴西队以1分31秒49获得季军。

6、12月16日

12月16日，2018年国际泳联短池世界锦标赛收官，中国队在压轴登场的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摘得银牌，以3金5银5铜的成绩结束了本次短池世锦赛的征程。

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派出了傅园慧、史婧琳、张雨霏和朱梦惠，最终中国队摘得银牌，美国队和意大利获得冠军和季军。

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俄罗斯选手雷洛夫获得冠军，徐嘉余排名第六。

女子4×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美国队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由刘湘、吴越、刘效涵和杨俊渲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排名第六。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美国选手拉佐尔摘金，于静瑶和叶诗文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七。

南非选手范德伯格，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男子50米蛙泳冠军。

美国选手达利亚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封后；荷兰选手克罗莫维焦约摘得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乌克兰选手罗曼楚克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称王；美国选手德雷塞尔获得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男子4×100混合泳接力，美国队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为期6天的短池世锦赛落下帷幕。比赛中，一共诞生了9项新的世界纪录。美国队以17金15银4铜名列奖牌榜榜首，俄罗斯队、匈牙利队和荷兰队分列二、三、四位，中国队以3金5银5铜的成绩排名第五。个人方面，美国队斯莫莉嘉独揽7金成为摘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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